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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西方國家與中共在國際舞台角力賽時，有兩大法器是使西方國家最有能力控制中共，一是達賴，二是台灣，可以說是萬試萬靈。
舉例達賴到訪一個國家如英國，先是中共必然提出嚴正抗議，然後就將事情提高至外交層面，中共多以經濟手法回應對方，使對方面青，這刻大多數國家都會面青，然後到下一次便降低會面手法，甚至不會面，這樣中共又自自然然很高興，多說歡迎該國的行徑，最後又會給予大禮回敬予不見達賴的國家，最好的回禮便是投資、買一些當地政府最期望的服務或產物，最後大家便可以說是雙贏局面。
這種情況是可以重複重複又重複的，循環不息。有達賴和台灣一日，這種情形都可以出現。
這種手法在過去自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國力上升以來都是朝以這種外交模式推進。西方國家既得到當地人民贊同認為協助弱勢團體和政權外，另一方面又可以獲取經濟優惠，實在是全盤致勝的手法。
今天達賴和台灣都是西方國家的兩大法寶，日後可能再多一個法寶，就是香港。
回歸以來，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程度，比想像中低以及後退，中方不願意在五十年不變的既定程序下管治香港，已在提早改級五十年的規程，直接介入管治香港。說實話，中共管香港，其實也是預計之中，但是這種預計，其實同時間也期望是國家能夠同一時間是在整體改革中進步。經濟實體雖則向上升，但是其他在文化、政治、社會體制上，很明顯是減慢速度的進程，甚至在人權管治上有倒退跡像，單是看國內維權面貌已知道倒退的現像。八九民運時提出的政治改革，到今天維權人士其實也不一定是提出政治改革，只是「保障人民」都不能夠滿足人民基本要求，這樣不是倒退是什麼?
至於本港的管治，西環覆蓋中環再不是危言聳聽，當天第一日梁獲選特首拜見西環這種政治述語已經不用多解。近年警權的強烈壓制平民(新界聲大夾惡人士除外)，這都是對香港作為一個開放文明社會造成強大壓力。
西方國家可以視這些情況為他們的籌碼，也可以作為對中共的另一個法器，限制與批評，在國際政治角力場是很自然的事。香港日後再持續的情況和惡化，他們便可以說出這些不公平情況向中國施壓，倘若中國不回應或者不「回禮」便可以繼續說，直到獲取利益為止。到時梁國雄有如今天的昂山素姬一樣。
站在中共眼光，這種行為是絕不可取，等同向他們搞局，並不合符執政方針，所以香港有關人士，不應該中了西方國家的圈套，再繼續搞文明自由、搞公義、搞遊行、搞平反六四、搞追究李旺陽、搞支持趙連海、胡佳、釋放劉曉波這些在中共眼中簡直是推翻滿清政府的大逆不道事情等。
但撫心自問，支持陳光誠、趙連海、胡佳、平權人士是叛國嗎?他們都只是期望國家好一點、進步一點，沒有叫公安對待他們如此殘暴如現代波爾布特對待自己人民。是誰的錯?是誰的不該?
要不讓西方國家有口實，辦法就是讓自己沒有給人口實的借口便成，就是這麼簡單操作。
可惜執政者眼中，自己永遠是對的，高牆總是站在著，從不願意拆掉去保護一顆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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